中国佛教学派。亦称毗昙宗。起于南北朝。以讲习说一切有部阿毗昙义学而得名。其学者称毗昙师（阿毗达磨师）。说一切有部毗昙传入中国，为时颇早。东晋以来译出阿毗达摩论书多种，主要有前秦僧伽提婆于建元十九年（383）译出《阿毗昙八犍度论》即《发智论》30卷，于东晋太元十六年（391）译出《阿毗昙心论》4卷；南朝宋僧伽跋摩等于元嘉十二年（435）译出《杂阿毗昙心论》（简称《杂心论》）11卷等。这些著作译出后，流传日广，说一切有部毗昙学由是大兴，兼习或专习的学者继出。诸师都以《杂阿毗昙心论》为要典，认为它是有部毗昙的总结。但至唐玄奘重译《俱舍论》后，毗昙之学渐衰。

　　说一切有部毗昙虽先传译于北方，而其义学的讲习实开始于南地。自僧伽提婆重译《阿毗昙心论》，经慧远的提倡，庐山涅槃学者道生，慧远之弟慧持，以及慧观、慧义、昙顺等即相从研习。僧伽提婆到建康自讲阿毗昙义，一时名僧都来听受，对于南地义学的影响尤大。名士中如王珣及其弟王珉都熟习《阿毗昙心论》，可见一时的风气。到了南朝宋时，《杂心论》译传，南地毗昙之学愈盛。其在宋都建康，有法业、慧定、昙斌、慧通等，都于诵习方等而外，兼攻《杂心论》。下定林寺僧镜（一作焦镜），曾撰《毗昙玄论》及《后出杂心序》。此外，江陵有成具，会稽有昙机等均善毗昙之学。齐代，江陵有僧慧，会稽有慧基，建康有智林；梁代则有道乘、僧韶、法护、法宠、法令、慧集、智藏、靖法师、慧开等，都兼习毗昙之学。而南地毗昙师中成就最大者应首推慧集。他初在会稽乐林山从僧伽跋摩弟子慧基出家受业，后住梁都招提寺。时南地讲习毗昙都以《杂心论》为主，他特搜寻《八犍度论》及《大毗婆沙论》来与《杂心论》互相参校，解释疑难，一时推为独步。他每一开讲，各地学人来听受者多至千人。当时名僧如僧旻、法云，也都向他请教。他著有《毗昙大义疏》十余万言，盛行于世。以后南地成实之学渐盛，毗昙遂衰。

　　在北方，道安为重视毗昙学的第一人，他曾与僧伽跋澄共译《鞞婆沙论》（《广论》）并著《八犍度论序》和《鞞婆沙论序》，倡导研习。但未见有继述者。但北方最著名的毗昙学者首推慧嵩。他从当时著名的论师智游听受毗昙、成实之学，熟习小乘，有“毗昙孔子”的称号。他先在邺、洛弘化，后在彭、沛一带大弘毗昙，其弟子有道猷、智洪、晃觉等，都是一时的名僧。隋统一南北，而毗昙之学仍只盛行于北方。当时著名的毗昙师有彭城靖嵩，著有《杂心疏》5卷。长安有辨义、道宗，洛阳有智脱，益州有道基，蒲州有神素都曾弘传毗昙。另有非专业毗昙的学者志念，晚年专治毗昙，著有《八犍度疏》、《迦延杂心论疏》等9卷，盛行于世，为慧嵩以后北方另一杰出的毗昙师，受学者数百人，弟子颇多，著名的有慧藏、慧净、神素、道岳、道杰、慧休、灵润等20余人。其中慧休初从名僧灵裕学《华严经》，后从志念学小乘论部，听受《八犍度论》、《杂心论》、《大毗婆沙论》等论各数遍，著有《杂心玄章抄》等，后成为唐初著名的毗昙学者，玄奘也曾从他问学。后来西游求法归来，遂大译有部诸论，影响很大。

　　北周时，益州招提寺慧远到长安听受“阿毗昙”、《八犍度论》、《毗婆沙论》，兼习《成实论》、《俱舍论》等，后复归益州讲授，于是毗昙之学又曾流传于西南。

　　毗昙学说的要点是，根据有部诸论的义旨，特别是依法胜《阿毗昙心论》及法救《杂阿毗昙心论》的纲领，以四谛组织一切法义，并阐明我空法有及法由缘生而有自性之义。我空亦作“空无我”，所谓“阴（即‘蕴’的另一种译名──引者）非是我，名为无我；阴非我所，说之为空”。毗昙师即以此为第一义谛。所谓法有，不但指色、心一切诸法各有自性，常恒不变，且肯定三世之实有。而三世有中，过、未二世有的建立，必归根到因的上面，因此它又用六因四缘之说，论证三世一切法有。中土毗昙师弘传此义，在南北朝时代也有“因缘宗”之称。但毗昙之学，始终未有一定的宗祖，没有传统的师承，也没有独自的教判，只是风行一时的义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