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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水首页 当前位置:首页 >> 国学 >> 国学史部 >> 文史通义
《文史通义》
来源: 书名:文史通义 作者: 章学诚 编辑: 周易世家 人气: 2009-5-11
内容提示: 六经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,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,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或曰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则既闻命矣。《易》以道阴阳,愿闻所以为政典,而与史同科之义焉。曰:闻诸夫子之言矣。……

纪传虽创於史迁,然亦有所受也。观於《太古年纪》、《夏殷春秋》《竹书纪年》,则本纪编年之例,自文字以来,即有之矣。《尚书》为史文之别具,如用左氏之例,而合於编年,即传也。以《尚书》之义,为《春秋》之传,则左氏不致以文徇例,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。以《尚书》之义,为迁《史》之传,则八书三十世家,不必分类,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。或考典章制作,或叙人事终始,或究一人之行,(即列传本体。)或合同类之事,或录一时之言,(训诰之类。)或著一代之文,因事命篇,以纬本纪。则较之左氏翼经,可无局於年月后先之累;较之迁《史》之分列,可无歧出互见之烦。文省而事益加明,例简而义益加精,岂非文质之适宜,古今之中道欤?至於人名事类,合於本末之中,难於稽检,则别编为表,以经纬之;天象地形,舆服仪器,非可本末该之,且亦难以文字著者,别绘为图,以表明之。盖通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本原,而拯马《史》、班《书》之流弊,其道莫过於此。至於创立新裁,疏别条目,较古今之述作,定一书之规模,别具《圆通》之篇,此不具言。
邵氏晋涵云:“纪传史裁,参仿袁枢,是貌同心异。以之上接《尚书》家言,是貌异心同。是篇所推,於六艺为支子,於史学为大宗;於前史为中流砥柱,於后学为蚕丛开山。”○诗教上
周衰文弊,六艺道息,而诸子争鸣。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,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,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;故论文於战国,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。战国之文,奇邪错出,而裂於道,人知之;其源皆出於六艺,人不知也。后世之文,其体皆备於战国,人不知;其源多出於《诗》教,人愈不知也。知文体备於战国,而始可与论后世之文。知诸家本於六艺,而后可与论战国之文,知战国多出於《诗》教,而后可与论六艺之文;可与论六艺之文,而后可与离文而见道;可与离文而见道,而后可与奉道而折诸家之文也。
战国之文,其源皆出於六艺,何谓也?曰:道体无所不该,六艺足以尽之。
诸子之为书,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,必有得於道体之一端,而后乃能恣肆其说,以成一家之言也。所谓一端者,无非六艺之所该,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;非谓诸子果能服六艺之教,而出辞必衷於是也。《老子》说本阴阳,《庄》、《列》寓言假象,《易》教也。邹衍侈言天地,关尹推衍五行,《书》教也。管、商法制,义存政典,《礼》教也。申、韩刑名,旨归赏罚,《春秋》教也。其他杨、墨、尹文之言,苏、张、孙、吴之术,辨其源委,挹其旨趣,九流之所分部,《七录》之所叙论,皆於物曲人官,得其一致,而不自知为六典之遗也。
战国之文,既源於六艺,又谓多出於《诗》教,何谓也?曰:战国者,纵横之世也。纵横之学,本於古者行人之官。观春秋之辞命,列国大夫,聘问诸侯,出使专对,盖欲文其言以达旨而已。至战国而抵掌揣摩,腾说以取富贵,其辞敷张而扬厉,变其本而加恢奇焉,不可谓非行人辞命之极也。孔子曰:“诵诗三百,授之以政,不达;使於四方,不能专对,虽多奚为?”是则比兴之旨,讽谕之义,固行人之所肄也。纵横者流,推而衍之,是以能委折而入情,微婉而善讽也。九流之学,承官曲於六典,虽或原於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其质多本於礼教,为其体之有所该也。及其出而用世,必兼纵横,所以文其质也。古之文质合於一,至战国而各具之质;当其用也,必兼纵横之辞以文之,周衰文弊之效也。故曰:战国者,纵横之世也。
后世之文其体皆备於战国,何谓也?曰: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;著作衰而辞章之学兴。文集者,辞章不专家,而萃聚文墨,以为蛇龙之菹也。(详见《文集》篇。)后贤承而不废者,江河导而其势不容复遏也。经学不专家,而文集有经义;史学不专家,而文集有传记;立言不专家,(即诸子书也。)而文集有论辨。后世之文集,舍经义与传记论辨之三体,其馀莫非辞章之属也。而辞章实备於战国,承其流而代变其体制焉。学者不知,而溯挚虞所裒之《流别》,(挚虞有《文章流别传》。)甚且以萧梁《文选》,举为辞章之祖也,其亦不知古今流别之义矣。
今即《文选》诸体,以徵战国之赅备。(挚虞《流别》,孔逭《文苑》,今俱不传,故据《文选》。)京都诸赋,苏、张纵横六国,侈陈形势之遗也。《上林》、《羽猎》,安陵之从田,龙阳之同钓也。《客难》、《解嘲》,屈原之《渔父》、《卜居》,庄周之惠施问难也。韩非《储说》,比事徵偶,《连珠》之所肇也。(前人已有言及之者。)而或以为始於傅毅之徒,(傅玄之言。)非其质矣。孟子问齐王之大欲,历举轻暧肥甘,声音采色,《七林》之所启也;而或以为创之枚乘,忘其祖矣。邹阳辨谤於梁王,江淹陈辞於建平,苏秦之自解忠信而获罪也。《过秦》、《王命》、《六代》、《辨亡》诸论,抑扬往复,诗人讽谕之旨,孟、荀所以称述先生,儆时君也。(屈原上称帝喾,中述汤、武,下道齐桓,亦是。)淮南宾客,梁苑辞人,原、尝、申、陵之盛举也。东方、司马,侍从於西京,徐、陈、应、刘,徵逐於邺下,谈天雕龙之奇观也。遇有升沉,时有得失,畸才汇於末世,利禄萃其性灵,廊庙山林,江湖魏阙,旷世而相感,不知悲喜之何从,文人情深於《诗》、《骚》,古今一也。
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,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,其言信而有徵矣。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,何谓也?曰: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,官师守其典章,史臣录其职载。
文字之道,百官以之治,而万民以之察,而其用已备矣。是故圣王书同文以平天下,未有不用之於政教典章,而以文字为一人之著述者也。(详见外篇《校雠略·著录先明大道论》。)道不行而师儒立其教,我夫子之所以功贤尧舜也。然而予欲无言,无行不与,六艺存周公之旧典,夫子未尝著述也。《论语》记夫子之微言,而曾子子思,俱有述作以垂训,至孟子而其文然后闳肆焉,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。(《论语》记曾子之没,吴起尝师《曾子》,则《曾子》没於战国初年,而《论语》成於战国之时明矣。)春秋之时,管子尝有书矣,《鬻子》、《晏子》,后人所讬。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,则犹周公之有《官礼》也。记管子之言行,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,而非管仲所著述也。(或谓管仲之书,不当称桓公之谥,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,非《管子》之本文,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,皆是后人缀辑,详《诸子》篇。)兵家之有《太公阴符》,医家之有《黄帝素问》,农家之《神农》、《野老》,先儒以谓后人伪撰,而依讬乎古人;其言似是,而推究其旨,则亦有所未尽也。盖末数小技,造端皆始於圣人,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,则不能以利用千古也。三代盛时,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,是以相传以口耳,而孔、孟以前,未尝得见其书也。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,通其学者,述旧闻而著於竹帛焉。中或不能无得失,要其所自,不容遽昧也。以战国之人,而述黄、农之说,是以先儒辨之文辞,而断其伪讬也;不知古初无著述,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。(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,及四方之志,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,皆非著述一类,其说已见於前。)实非有所伪讬也。然则著述始专於战国,盖亦出於势之不得不然矣。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,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。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,而惟以好尚逐於文辞焉,然犹自命为著述,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,而衰端亦已兆於战国也。
○诗教下
或曰:若是乎三代以后,六艺惟《诗》教为至广也。敢问文章之用,莫盛於《诗》乎?曰:岂特三代以后为然哉?三代以前,《诗》教未尝不广也。夫子曰:“不学《诗》,无以言。”古无私门之著述,未尝无达衷之言语也。惟讬於声音,而不著於文字,故秦人禁《诗》、《书》,《书》阙有间,而《诗》篇无有散失也。后世竹帛之功,胜於口耳;而古人声音之传,胜於文字;则古今时异,而理势亦殊也。自古圣王以礼乐治天下,三代文质,出於一也。世之盛也,典章存於官守,《礼》之质也;情志和於声诗,乐之文也。迨其衰也,典章散,而诸子以术鸣。故专门治术,皆为《官礼》之变也。情志荡,而处士以横议,故百家驰说,皆为声《诗》之变也。(名、法、兵、农、阴阳之类,主实用者,谓之专门治术,其初各有职掌,故归於官,而为礼之变也。谈天、雕龙、坚白、异同之类,主虚理者,谓之百家驰说。其言不过达其情志,故归於诗,而为乐之变也。)战国之文章,先王礼乐之变也。(六艺为《官礼》之遗,其说亦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著录先明大道论》。)然而独谓《诗》教广於战国者,专门之业少,而纵横腾说之言多。后世专门子术之书绝(伪体子书,不足言也。)而文集繁,虽有醇驳高下之不同,其究不过自抒其情志。故曰:后世之文体,皆备於战国,而《诗》教於斯可谓极广也。学者诚能博览后世文之集,而想见先王礼乐之初焉,庶几有立而能言,(学问有主即是立,不尽如朱子所云肌肤筋骸之束而已也。)可以与闻学《诗》学《礼》之训矣。
学者惟拘声韵为之诗,而不知言情达志,敷陈讽谕,抑扬涵泳之文,皆本於《诗》教。是以后世文集繁,而纷纭承用之文,相与沿其体,而莫由知其统要也。至於声韵之文,古人不尽通於《诗》,而后世承用诗赋之属,亦不尽出六艺之教也,其故亦备於战国。是故明於战国升降之体势,而后礼乐之分可以明,六艺之教可以别;《七略》九流诸子百家之言,可以导源而濬流;两流、六朝、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文,可以畦分而塍别;官曲术业,声诗辞说,口耳竹帛之迁变,可坐而定矣。
演畴皇极,训诰之韵者也,所以便讽诵,志不忘也。六象赞言,《爻》、《系》之韵者也,所以通卜筮,阐幽玄也。六艺非可皆通於《诗》也,而韵言不废,则谐音协律,不得专为《诗》教也。传记如《左》、《国》,著说如《老》、《庄》,文逐声而遂谐,语应节而遽协,岂必合《诗》教之比兴哉?焦贡之《易林》,史游之《急就》,经部韵言之不涉於《诗》也。《黄庭经》之七言,《参同契》之断字,子术韵言之不涉於《诗》也。后世杂艺百家,诵拾名数,率用五言七字,演为歌诀,咸以取便记诵,皆无当於诗人之义也。而文指存乎咏叹,取义近於比兴,多或滔滔万言,少或寥寥片语,不必谐韵和声,而识者雅赏其为《风》、《骚》遗范也。故善论文者,贵求作者之意指,而不可拘於形貌也。
传曰:“不歌而诵谓之赋。”班氏固曰:“赋者古诗之流。”刘氏勰曰:“六艺附庸,蔚为大国。”盖长言咏叹之一变,而无韵之文可通於诗者,亦於是而益广也。屈氏二十五篇,刘、班著录,以为《屈原赋》也。《渔父》之辞,未尝谐韵,而入於赋,则文体承用之流别,不可不知其渐也。文之敷张而扬厉者,皆赋之变体,不特附庸之为大国,抑亦陈完之后,离去宛邱故都,而大启疆字於东海之滨也。后世百家杂艺,亦用赋体为拾诵,(窦氏《述书赋》,吴氏《事类赋》,医家药性赋,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。)盖与歌诀同出六艺之外矣。然而赋家者流,犹有诸子之遗意,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,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。殊非后世诗赋之流,拘於文而无其质,茫然不可辨其流别也。是以刘、班《诗赋》一略,区分五类,而屈原、陆贾、荀卿,定为三家之学也。(说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汉志诗赋论》。)马、班二史,於相如、扬雄诸家之著赋,俱详著於列传,自刘知几以还,从而抵排非笑者,盖不胜其纷纷矣,要皆不为知言也。盖为后世文苑之权舆,而文苑必致文采之实迹,以视范史而下,标文苑而止叙文人行略者,为远胜也。然而汉廷之赋,实非苟作,长篇录入於全传,足见其人之极思,殆与贾疏董策,为用不同,而同主於以文传人也。是则赋家者流,纵横之派别,而兼诸子之馀风,此其所以异於后世辞章之士也。故论文於战国而下,贵求作者之意指,而不可拘於形貌也。
论文拘形貌之弊,至后世文集而极矣。盖编次者之无识,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,作者之意指,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。集文虽始於建安,(魏文撰徐、陈、应、刘文为一集,此文集之始,挚虞《流别集》,犹其后也。)而实盛於齐、梁之际;古学之不可复,盖至齐梁而后荡然矣。(挚虞《流别集》,乃是后人集前人。人自为集,自齐之《王文宪集》始而昭明《文选》又为总集之盛矣。)范、陈、晋、宋诸史所载,文人列传,总其撰著,必云诗、赋、碑、箴、颂、诔若干篇而未尝云文集若干卷;则古人文字,散著篇籍,而不强以类分可知也。孙武之书,盖有八十二篇矣,(说详外篇《校雠略》中《汉志兵书论》。)而阖闾以谓“子之十三篇,吾既得而见”,是始《计》以下十三篇,当日别出独行,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。韩非之书,今存五十五篇矣。而秦王见其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,恨不得与同时。是《五蠹》、《孤愤》,当日别出独行,而后世始合之明徵也。《吕氏春秋》自序,以为良人问十二纪,是八览六论,未尝入序次也。董氏《清明》、《玉杯》、《竹林》之篇,班固与《繁露》并纪其篇名,是当日诸篇,未入《繁露》之书也。夫诸子专家之书,指无旁及,而篇次犹不可强绳以类例;况文集所裒,体制非一,命意各殊,不深求其意指之所出,而欲强以篇题形貌相拘哉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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