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平(1852—1932年),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。初名登廷,字旭陵,号四益;继改字季平,改号四译;晚年更号为六译。这些名号的更改,反映了他的思想和经学的变化过程。他一生研治经学,做出了超越前人的学术贡献,并起到了一个融合古今中西各种学说,富有时代特色的经学理论体系,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,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
廖平出身于贫困之家,其父曾为地主放牧牛羊,佣工度日,后靠卖茶水为生。廖平自小就参加劳动。一次为茶客沏茶,水污客人衣服,受到呵责,遂感羞耻,颇思自立。他欲读书识字,但家中负担不起学费,于是从河沟捉鱼送给私塾先生为整,并告以自己的求学愿望。先生认为孺子可教,遂得以从师就读。廖平自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,倍加珍惜,昼夜勤苦攻,读,曾夜立于庙中神灯下读书。成年后,仍勤学不倦。经过潜心钻研,学业猛进,终于自立成才。
同治十M年(1873年).张之洞简放四川学政。次年举行院试,张之洞对廖平很为赏识,录取为第一,补县学生(即秀才)。光绪二年(1876年),廖平再应科试,正场题“狂”宇,廖平以“用犬”之义解释《论语》“狂涓”之文,以优等食凛蜞,调成都尊经书院肄业深造。廖平早年在家乡接受的是来学那一套,受到张之洞奖掖尤其是进人尊经书院后,师人张之洞。张之洞治学宗文字训贴的乾嘉汉学,廖平受其影响,感到来学空泛无实,不如文字训沽之学,字字有意。于是从喜好宋学,转而博览考据。但是,廖平一生学术的基本方向,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。
张之洞离川后,治经讲个文经学的《公羊》学的王向运主讲尊经书院。松羊》学治经,不斤斤于文字训诂、名物考证,主张透过文字之表,去探求其中隐寓着的微言大义,具有极大的灵活性。廖平经常向王运请业,渐受熏陶,又感到文字训沽只不过是经学的枝叶、糟粕,他又从博览考据转向专求大义。自此,廖平一生的学术就基本上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了。光绪五年,廖平中乡试第24名举人。光绪七年,他始注《谷梁春秋》,次年成《谷梁集解纠谬》二卷和《公羊何氏解沽十论》。持古文为周公所创,今文为孔子所创之说,分别两家的异同。廖平认为,经今文学派,尊崇孔子,主《王制》;经古文学派,尊崇周公,主《周礼》,可“同治中国”。两家之分歧,在于礼制,于是著《今古学考》二卷,严于今古之分。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,深造有得之言,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一变。
光绪十五年,廖平赴京应礼部春闱,会试成进士,朝考三等,钦点即用知县。他以高堂亲老,不欲远出省外为由,请改教职,部铨龙安府(今四川平武)教授,历署射洪训导,绥定府(今四川达县)教授,任中被劾免职。后继任尊经书院襄校,嘉定(今四川乐山)九峰书院、资州艺风书院、安岳凤山书院山长等职。在这段时期,廖平在经学观点上,以为《周礼》出于王莽之时,有许多为刘歆迎合王莽之意而作。于是专主今学《王制》为孔子之学,古学《周礼》为刘歆乱之学.这是廖平经学的第二变。括张之相、梁启超、钱穆在内的知名学者,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,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,当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。张之洞甚至认为康有力为廖平的嫡传弟子,梁启超为再传弟子。
廖平经学第二变实已是以今文经学家的身份,来构建他的经学理论,而他的经学理论不是别的,乃是传统的尊孔尊经理论。但是,在近代社会要讲尊孔尊经,就得讲出一点新名堂。于是,在经学第二变后,廖平又提出大统小统的经学第三变,人学天学的经学第四变,天人大小的经学第五变,用五运六气解《诗》、《易》的经学第六变。所谓小统大统,是说孔子改制有两种,一是适用方三千里的小九州的中国万世法,以《春秋》为经,《王制》为传;一是适用方三万里的大九州的全球万世法,以《尚书为经》、《周礼》为传。所谓人学天学,是说孔子改制不惟有关于人的世界的法则,讲六合以内的人事,见《春秋》、《周礼》;又有讲六合以外天的世界的法则,见《诗》、赐》,《诗》讲神游,灵魂游于六合之外,《易》讲形游,形体游于六合之外。天人大小不过是对小统大统说与人学天学的糅合。所谓五运六气,本是《黄帝内经》中的理论,系医经,廖平以此为孔门《诗》、《易》师说。
[本文共有 2 页,当前是第 1 页] <<上一页 下一页>>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