廖平经学的后来几变，不过是将孔经与孔子从中国的神化推广到全球，再从全球推广到宇宙。究其精神实质而言，殊无可取。但是，廖平在构建其经学理论时，取材又不限于经学。他是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来建构理论的，而建构中不仅突破了今文经学的界限，同时还突破了整个经学的界限。古今中外，经传诸子史册，诗赋纬道佛堪舆术数，西方地理学天文学宗教等学说，都是廖平用来建构其理论的素材。因此，从廖平经学理论的内容来看，又与传统经学有根本不同。

　　廖平经学第二变有两个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：一是尊今，即尊崇今文经学；一是抑古，即贬抑古文经学。尊今的代表作是《知圣篇》，认为松羊》学的素王改制说是经学的微言大义所在，但汉代公羊家只讲孔子为汉制，远未穷尽孔子改制的义蕴。他说孔子改制是垂万世之定制，为中国立万世法，只有这样来理解素王改制说，才算懂得了“知圣”。抑古的代表作是《辟刘篇》（后改名《古学改》），提出古文经学起源于刘歆作伪，西汉哀平之前并无古文今学之说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关于衷平之前古文经学的材料，都是刘歆及弟子添窜的。

　　廖平此说一反平分古今之论，有许多臆断之论，虽然在学术价值一t远不如平分今古之论。但这一变却通过康有为的影响而在社会政治方面发生了极大震动。因为廖平在光绪十五年的会试后，应张之洞之召，曾转赴广州。康有为、黄季度同访廖平于广雅书局，竟夕晤谈，廖平向其示以《知圣篇》和《辟刘篇》。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，再次谈论。康有为遂本廖平之论，据《知圣篇》著作了《孔子改制考》，据《辟刘篇》著作了《新学伪经考》。这两部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的书，影响极大，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。虽然康有为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系，但包而建立了一个不同传统经学的所谓经学体系，这就从反面无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。因此，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，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。

　　廖平后来在1898年与宋育仁、杨道南、吴之英等人在成都创办《蜀学报》，宣传变法维新思想。1911年担任《铁路月刊》主笔，鼓吹“破约保路”。四川军政府成立，受聘任枢密院院长，后长四川国学院及任成都高等师范、华西大学教授，授课之余仍以治经为终生事业。他一生坎坷，屡遭诬低、夹击，甚至革职查办，先后历经八次打击，但他总是以换而不舍的精神，潜心著述，从不停笔。他一生著述近一百四十部，除经学著作外，兼及医术、堪舆，撰有《四益馆经学丛书》，后又增益为《六译馆丛书》。1932年，为联系出版他的著作，拟亲赴成都，不料走到乐山，忽发大病，随行的儿子廖成励等，马上将他抬回井研，未及抵家，半途卒于河坎场，享年八十一岁。

　　大学者章太炎先生在为廖平所撰写的《清故龙安府教授廖君墓志铭》中云：“以君学不纯德，而行乎纯儒。”“斯心燔经，不可以罪孙卿；虑也劫后，不可以诬高密。廖君之言多扬诩，末流败俗君不与。”章太炎之言，恰如其分。廖平一生治经，脚踏实地，校勘、考据、辨讹是他的特长，而学术观点在晚年虽有不少离奇之处，但在清末民初特定的时代和社会氛围中，既无百家争呜，也不能百花齐放，更何况经历的是八次重大打击，其中有的并非是学术问题，而是人际、政治、派别之争，正是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中“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” 的注脚。文人之气，常常难以承受重压，支撑得过去，从逆境中奋起的人不是很多。而能排除世俗，潜心于学术，能防于扰、抗于扰，最后终成大业者更少。廖平虽一身坎坷，屡遭排低、夹击，而始终心坚骨硬，他应当是学人的良师，治学者的楷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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