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9年，是容肇祖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史上最活跃的一年。他除继续《民俗》的主编以外，还积极参加民俗学会的各项工作。同年8月，出版了《迷信与传记》一书。由于他工作努力，成绩显著，因此被学人们推选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主席。他曾拟出了具体的活动计划，并向校方请求拨出资金编辑出版民俗学丛书。《民俗物品展览室》物品的搜集，这些物品曾在西湖博览会展出。正是在容肇祖和其它民俗学爱好者的共同努力下，才使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工作出现了兴盛局面，并成为当时全国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大本营。

　　1930年秋，容肇祖离开中山大学，受聘到岭南大学任国文副教授。在这以后的二年里，他除登台授课以外，继续从事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，先后发表了《祝英台故事集序》、《田章故事考补》、《山海经研究的进展》、《冢志跋》、《冯梦龙生平及其著作》等十多篇文章。1932年秋，岭南大学因经费出现困难，容肇祖重新回到了中山大学，初在国文系，因反对读经的复古课程，改在历史系任教。1933年1月，容肇祖受国学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之推，再次担任了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主席，并积极从事《民俗》周刊的复刊准备工作〈1930年4月《民俗》周刊因故停刊〉，同年3月，《民俗》周刊复刊，容肇祖继续出任编辑，并为复刊号写了《卷头语》、《民俗学参考书报介绍》等文，然而，好景不长，中山大学停聘，后回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，周刊复刊后，只出了十三期，又于6月被迫停刊，在此以后，他虽然也写了一点研究民俗学租民间文艺学的文章，但其重点转向了古代文学史和哲学史的研究。

　　1934年，容肇祖受聘到北京辅仁大学，兼任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，从1934年秋到1937年夏，容肇祖在从事活动的同时，又积极推行学术研究，先后修改出版了《中国文学史大纲》〈朴柱1935年出版〉、《魏晋的自然主义》(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)、《韩非子考证》〈商务业印书馆1936年出版〉、《李卓吾评传》〈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〉等多种学术论文专著。此外，还发表了《月令的来源考》〈1935年〉《何心隐及其思想》、《吕留良及其思想》、《辅仁学德》等二十余篇论文。

　　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容肇祖和北大的爱国师生们一起，离开北方，辗转南下。他先在南岳逗留了数月，然后又到云南昆明，入西南联合大学任教。从1937年底到1940年夏，他除了在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授课外，还逐渐关心起国内的政治思想斗争来。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国活动，一方面也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的政策，表示了自己的愤懑。1940年暑假，他修改完成了《明代思想史》（开明书店1941年出版〉。

　　1940年秋，容肇祖送其妻赴香港就医，随入岭南大学国文系任教〈广州沦陷后，岭南大学迁往香港〉。1942年1月日寇侵占香港后，他即率家眷返回大陆，并几经周折，来到非沦陷区乐昌县坪石镇，第三次入中山大学执教，过着十分贫困的生活，1944年冬，日寇自湖南窜犯坪石后，容肇祖两次被日本兵拉作挑夫，但他都冒死而脱逃。以后，他便陷入了避寇逃难的奔波之中。

　　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容肇祖随中山大学迁回广州。在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同时，又积极参加了进步师生组织的“反迫害、争自由"的斗争，并带头在“人权保障大同盟"上签名以后，又写诗并汇款到香港《华商报》〈中共主办〉编辑部，对该报不怕威胁，如实报道国内群众斗争情况的举动，表示声援和支持。容肇祖的这些进步活动，引起了反动当局的不满，1943年秋，容肇祖在秘密得知当局对他加以迫害的消息后，不得不匆匆离开广州，取道香港然后北上。

　　1946年秋，容肇祖受聘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并出版了《先秦法家》一书〈成都交通书局〉。在北平，他目睹耳闻国民党官员们的种种腐败劣迹，进而加深了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认识。1947年至1948年，北平市人民掀起了反饥饿、反迫害、反内战的爱国运动，容肇祖和进步的师生们一道，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。他们联合起来，保卫祖国的文化古都，呼吁傅作义将军起义，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，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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