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国解放后，容肇祖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。1952年调到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，从事文物古迹的考查、整管和鉴定工作。并着手写《元京畿都漕运使王德常去思碑发现记》等重要论文。以后，又在顾颉刚先生的领导下，和其它同志共同标点了《资治通鉴》、《续资治通鉴》〈后者为容肇祖单独完成的〉等古籍。

　　1956年7月至现在，容肇祖一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〈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之后，哲学研究所归入其中〉工作，并曾先后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，中国民俗学会副理事长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顾问，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等职。在此期间，他除指导研究生从事宋、元、明哲学史研究外，还出版了《李贽年谱》〈三联书店1957年出版〉、《何心隐集整理本》〈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〉、《王安石老子注辑本》〈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〉、《吴延翰标点本》等学术著作，撰写和发表了《刘基的哲学思想及其社会政治观点》等研究文章。

　　十年浩劫期间，容肇祖被迫放下了手中的研究工作，先后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和明港等地劳动。以后虽于1973年调回北京，但他几十年所积累的资料和写下的文稿〈其中包括《中国目录学大纲》、《李赞传》、《明清哲学史稿》等专著初稿〉，已在浩劫中荡然无存。这对一个学者来说，无疑是难以补偿的损失。粉碎“四人帮"后，容肇祖重新回到自己的研究岗位，并在年逾八旬，身体不便的情况下，坚持学术活动，积极著书立说，继续为祖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。

　　作为一个著名的民俗学家(兼民间文艺学家)，容肇祖对我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研究和发展，都做出过积极的贡献。早在1924年，他就同顾颉刚等人一道，对北京妙峰山的进香活动作了研究的调查。这是我国现代民俗学史上颇有影响的一次学术活动，其研究成果在《京报副刊》上发表后，引起了当时社会上不少对民间文艺、民间文俗、民间歌谣等爱好者的极大重视和兴趣，为推动我国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，从书本走向实际，从单一探索走向综合研究，迈出了积极的一步。到了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，容肇祖又两次出任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的主席。他一方面积极从事学术组织刊物编辑，另一方面又身体力行，写了大量研究文章，为我国现代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勃兴和发展，做了许多扎实而有益的工作。此外，在神话和传说的研究上，容肇祖也是颇有成绩的。他的《二郎神考》、《天后》等文，是我国较早出现的替某一位“神"作系统考究的论文之一。这些文章的撰写和发表，为研究我国现代早期的神话研究领域，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。又如在传说学的探索上，他先后写过《传说的分析》、《德庆龙母传说的演变》、《与魏应麟论临水奶》等一批有影响的文章。在这些文章中，容肇祖从民俗、历史、哲学等不同的角度着手，对传说的演化与发展、传说与历史的关系、传说中的构想成分及其产生的原因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索，为人们了解传说的起源、特点及分类等，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研究成果。

　　解放以来，容肇祖学术研究的重点，虽然是在古代哲学思想史上，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一位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界的老兵，并热情关注着这两个学科的发展。1962年，他在百忙之中，抽空为《民间文学》写了《亿〈歌谣〉与〈民俗〉》等文。1979年11月，容肇祖已满八十二岁，但仍然十分关心我国的民俗学建设，并利用出席中国民间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机会，与顾颉刚、钟敬文等七教授联名发出了《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》，为建立我国新时期的民俗学学科做出了自己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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